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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么有人把湖南稱為“中國的普魯士”?

                為什么有人把湖南稱為“中國的普魯士”?

                ▲大家先熟悉一下上面的地名,下面將會反復提到。

                湖南岳麓書院來了新掌門人,叫袁名曜。袁名曜是本省寧鄉人,嘉慶六年(1801)進士,11年后獲聘任岳麓書院山長。

                一到任,門人就請袁名曜題寫書院大門聯。袁名曜說,我出個上聯,你們對出來就是大門聯。“惟楚有材!”他說。

                大家都在使勁想。這時,湖南貢生張中階進來了,大家告訴他有這么回事。聽完,張中階應聲對曰:“于斯為盛!”

                哇,張中階這個對法很高階。袁名曜出的上聯典出《左傳》,張中階對的下聯出自《論語》,都很有文化,意思也很美好,先把湖南人狠狠夸了一下,再把岳麓書院往死里夸。

                “惟楚有材,于斯為盛”,這副天下聞名的門聯至今還是岳麓書院的門面擔當,誰都可以到現場瞻仰一番。

                歷史上有許多事,說起來很玄。在這副門聯出現之前的漫長的兩三千年時間里,湖南人才不僅不盛,還慘淡得很。

                那個時候,袁名曜的朋友、湖南安化人陶澍在國史館參與編纂《嘉慶一統志》,一邊編書,一邊感慨,說我現在正在編輯儒林、文苑列傳,湖南除王夫之之外,“得入者寥寥”。家鄉歷史名人不爭氣,搞得陶澍很沒面子。

                但是,在這幅門聯出現后的50年內,湖南人開始冒頭,且一發不可收拾。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初,整整100年里(大約1850—1950年),湖南人才輩出,權勢之重,功業之盛,影響之深,全國無出其右。用大師馮友蘭的話說,湖南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影響力最大的三個地區之一,不僅如此,湖南出的人才還都是大才,是“經綸治世之才”。

                在全國各地“搶人大戰”激戰正酣的當下,我們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湖南人到底是怎樣在近現代實現人才逆襲的?

                陶澍感慨湖南歷史上沒人,戳到了湖南人的痛點。后來,他的湖南老鄉、湘潭人毛潤之也說:“元明歷清,長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極慘……四千年歷史中,湖南人未嘗伸過腰,吐過氣。”

                同樣感慨湖南人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沒有出息。

                胡適的朋友丁文江,民國時期曾對“二十四史”列傳中的人物進行籍貫考訂,統計出有籍可考的人物共5780多名,屬于湖南籍的只有50多名,占比不到1%。比起雄霸前五位的省份——河南(912人)、河北(619人)、浙江(528人)、陜西(505人)、江蘇(505人),湖南的人才歷史簡直慘不忍睹。

                湖南自古不出人才,其實也不能怪湖南人,要怪只能怪地理環境。“地理決定論”在交通越不發達的時代,越能成立。

                湖南地處內陸,不靠長江文明核心區,更遠離黃河文明核心區,連運河文明的末班車也沒搭上。這個地方三面環山,一面臨湖,全省形成一個朝北開口的馬蹄形。自古便有“四塞之國”之稱,因而民性倔犟,風氣不開。

                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曾經這樣評價湖南的地理氛圍:“重山迭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為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于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

                ▲北面是天塹長江,東西南三面是崇山峻嶺,這就是湖南。

                也就是說,很長時間內,湖南人根本就是游離在中原文明之外。無論是貴族蔭庇,抑或科舉取士,哪一種人才選取模式,都輪不到又遠又窮又落后的湖南冒頭。

                湖南無人才,怎么辦?總得有人來帶頭,悲傷的陶澍站了出來。他是按下湖南近代人才爆發按鈕的第一人,雖然影響不及曾國藩,但是,他影響了曾國藩(這一點很重要)。

                陶澍是安化人,歷任安徽、江蘇巡撫,官至兩江總督。他一生大力提倡實學,認為“有實學,斯有實行,斯有實用”,主張“研經究史為致用之具”,強調讀經的目的是為了經世濟時,為現實所用。在他周圍,團結著一撥湖南籍人才。他自己則是嘉道年間湘系經世派的首領,帶頭大哥。

                ▲陶澍,近代湖南人才第一人。

                長沙人賀長齡,在江蘇布政使任上輔佐陶澍推行改革,主持編訂《皇朝經世文編》,后任云貴總督。《皇朝經世文編》是經世派的“圣經”,推動晚清士人從務虛向務實的方向發展。

                在袁名曜出任岳麓書院山長的第二年,嘉慶十八年(1813),書院來了個學生。這名學生是邵陽人,之前參加縣試、府試,都考取了頭名,前途看好。他在岳麓書院待的時間很短,但這段歲月影響了他一輩子。

                他就是后來編出《海國圖志》,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魏源。魏源曾被陶澍、賀長齡延聘為幕僚,并代賀長齡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能領先同時代人幾個身位,是因為有經世派學風打底。

                湖南這一撥人才,還有賀長齡的弟弟賀熙齡,曾提督湖北學政,晚年任長沙城南書院山長;賀長齡的女婿、長沙人勞崇光,曾任廣東巡撫、云貴總督等職;陶澍的好友、善化人(現屬長沙)唐鑒,理學大師,曾代理兩江總督;陶澍的幕僚、湘陰人李星沅,官至云貴總督、兩江總督兼河道總督;等等。這撥人,是近代以來湖南人才崛起的先聲。

                陶澍對湖南的意義很大很大,因為他影響下的湘系經世派人才群給湖南留下了兩件“法寶”。這兩件“法寶”在此后湖南歷次人才爆發中,均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一件“法寶”就是陶澍他們倡導的經世致用之學,影響所及,“三湘學人,誦習成風,士皆有經世之志”。直白點說,這種學風影響下的湖南人,讀書一般,但實踐能力強,動起手來就能改造社會,改變國家。曾國藩、譚嗣同、毛潤之等不同時期的湖南人才代表,都是經世致用思想的信奉者與踐行者。

                另一件“法寶”則是,用實踐告訴湖南人一個真理:湖南人要走出去才能有出息。陶澍他們的主要活動,基本都不在湖南省內,而在省外。窩在省內,視野受限,空間狹隘,是沒有什么大前途的。

                湖南人要吸納更新自己的知識體系,必須到京津、江浙等經濟文化發達地區去,比如魏源中舉后在江浙一帶任職,較多接觸了外國文化,這才有了他那些警醒世人的進步主張。另一方面,湖南人要影響全國,在國家層面有話事權、話語權,也必定要走出去才行。太平天國時期,湘軍成批走出湖南,造就了湖南人在帝國軍政系統無可替代的地位。

                毛潤之年紀很小的時候,就懂得這個道理。他抄改了一首詩明志:“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湘鄉人曾國藩的科舉之路并不順暢。他第一次會試落第后,特意轉道金陵,去拜見前輩陶澍。他對陶澍極其佩服,曾細心研讀過陶澍全集。這套《陶文毅公全集》,是益陽人胡林翼送給他的。

                胡林翼是陶澍親選的女婿,陶澍一度把他帶在身邊著力培養。在湘軍高級將領中,對于曾國藩來說,要論淵源最深、私交最厚、幫助最大的,沒有人能超過胡林翼了。

                湘陰人左宗棠,和胡林翼同一年進京趕考。胡考上了進士,左名落孫山。不過,他極力向老丈人推薦左宗棠,這樣,左宗棠得以與陶澍相識。陶澍大左宗棠33歲,但他同樣很欣賞這名晚輩,認定左宗棠將來必成氣候。

                于是,陶、左兩人從忘年之交,發展到結成兒女親家。

                這樣,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夜,圍繞在陶澍身邊,近代湖南真正意義上的人才爆發式群體——湘軍的主將,已經完成了聚集。

                ▲曾國藩幾乎重塑了湖南人的國民性。

                道光二十四年(1844),舉人出身的新寧人江忠源,通過湘陰人郭嵩燾的介紹,認識了在京城翰林院工作的曾國藩。曾國藩此時已經中了進士。

                告別時,曾國藩出門目送江忠源,緊接著回頭對郭嵩燾說: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當以節義死”。當時人聽了都很詫異,不知道曾老師說得準不準。

                這一晃,就過了七年。整個帝國,沒有人想到一幫來自廣西的造反者,最終吞噬了帝國半壁江山。當時,曾任河南巡撫的李僡跟咸豐皇帝報告說,他在河南懷慶戰役期間,親眼看到黑龍江旗軍見了太平軍撒腿就跑。

                清政府的主力部隊八旗、綠營都不頂用,挽救帝國危亡,只能靠新力量。新力量是什么?當時人心里也沒譜,這時候,江忠源在老家已經募了一批新寧勇,搞團練,戰斗力不賴。丁憂在籍的曾國藩于是請求清政府同意他在湖南辦理團練。最初的士兵來源,正是曾的老家湘鄉和江的老家新寧,這就是湘軍的雛形。

                咸豐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已經官至安徽巡撫的江忠源,眼看著廬州城被太平軍攻破,投水自殺,應驗了十年前曾國藩對他的預言。

                一年后,湘軍在湖口、九江被太平軍虐得潰不成軍,曾國藩氣得投水自盡。不過,他的命比江忠源硬,被部下救起來了。

                郭嵩燾說,曾國藩之所以預言到江忠源的結局,不是因為他相人相得準,純粹因為兩人是同類人,都是湖南人,都有相當激烈的性格。

                大難不死,遂有轉機。在與太平軍激烈對抗的十年中,湘軍的權勢如日中天。因軍功而獲保舉上位的湖南人,成為晚清各省中最具影響力的一群人。

                整個晚清70年,一共有375名總督、巡撫。這些封疆大吏,八旗占了97人,占比超過1/4,這是清政府的統治根基,不可動搖。除此之外,誕生封疆大吏最多的省份,就是湖南了。湖南以40人,高居各省榜首,占全國的10.67%。有句話說“中興將相,什九湖湘”,確非虛言。

                在湖南省內,湘鄉縣尤其扎眼,一個縣就產生了9名督撫,比大多數省份一個省的督撫還多。湘鄉是曾國藩的老家,湘軍用人,喜歡用同鄉人,所謂“同縣之人,易于合心”(曾國藩語)

                還有一點必須指出,這一時期(包括后來的民國時期也不例外),湖南人才大爆發的主體在湘軍軍功,也就是在武力層面,跟文化層面關系不大。這從晚清湖南的進士人數,可以看得很清楚。

                晚清全國考中進士的人數大約7900人,按省份劃分,浙江、江蘇、山東名列前三,湖南考中313人,人數大約僅為浙江的一半,排到了第14位,只比人才存在感相當弱的廣西多了十幾人。

                總結一下,湘軍人才群體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曾國藩是公認的領袖,地位無可撼動。第二,地域相當集中,主要集中在湘鄉、長沙、寧鄉、湘陰、新寧等地區。其二,高官居多,都是憑借軍功坐上晉升直升機。

                湘軍集團的崛起,對湖南的意義怎么形容都不為過。最重要的一點,是改變了湖南過去那種“未嘗一為輕重于大局”的狀況。

                湘軍興起之前,在兩三千年的歷史中,湖南在中國的版圖中存在感極弱,可有可無。但湘軍興起之后,整個湖南對中國價值立馬躍升了好幾個檔次。

                長沙人楊毓麟說:“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無所輕重于天下,亦幾不知有所謂對于天下之責任。知有所謂對于天下之責任者,當自洪楊之難(即太平天國運動)始。”

                湘軍將才的發跡,順應了“亂世出英雄”的需求。楊毓麟的話,絕非溢美、自夸之辭。順帶說一句,1911年,楊毓麟在英國聽聞黃花崗起義失敗,赴利物浦海邊,蹈海自盡,死在了民國前夜。湖南人那種卓厲敢死的個性,十分強烈地表露出來。

                ▲楊毓麟,蹈海自殺的湖南人。

                湘軍走出湖南,使得湖湘子弟滿天下,同時也表明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

                一個最明顯的變化,是湖南人心態和心氣的變化。陶澍當年感慨湖南無人時,那種胸悶氣短,到了譚嗣同、蔡鍔、楊度這群人這里,是難以體會的。這時,湖南人的心態和心氣徹底變了,骨子里有一股睥睨天下的傲氣,有一種拯救中國的使命。

                邵陽人蔡鍔曾經提出“湖南民族主義”的構想,即湖南自立以對內帶領中國走向現代化,對外抵抗外國侵略者。湘潭人楊度的話,知名度更高:“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憑茲百戰英雄氣,先救湖南后中國……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這種地域自信,是其他省份的人所無法企及的。

                盡管湘軍后來衰落了,但湖南這個人才庫,依然源源不斷走出一流的人物。緊接著湘軍人才群,就先后有兩撥人才:

                一、光緒年間,以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為代表的湖南維新志士。他們是全國變法維新運動的左翼激進派,在湖南建學堂、辦報刊、設學會、倡辦近代工礦企業,使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

                二、辛亥革命時期,以黃興、宋教仁、蔡鍔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他們是同盟會的核心,多次武裝起義的組織者、領導者。湖南是武昌起義后的首應之省,湖南人又是反袁護國戰爭的主要發起者和領導人。

                一直到民國時期,湘軍集團對湖南人才密度和人才結構的影響,還在繼續。

                湖南民眾自古以來習慣于農耕,較少外出經商和從軍。但湘軍興起后,許多普通家庭以軍功興旺發達,因此,不僅一些無業游民樂于習武從軍,就是許多農民也紛紛放下犁耙,走出田園,拿起刀槍,走上戰場。

                楊度說,咸同之際,湘軍戰勝,湘人僥幸之心因而大盛,出現了人人樂于從軍的景觀:“農夫釋耒只操戈,獨子辭親去流血。父死無尸兒更往,弟魂無返兄逾烈……只今海內水陸軍,無營無隊無湘人。獨從中國四民外,結此軍人社會群。”

                從此,湖南人和軍隊結下了不解之緣,有“無湘不成軍”的諺語,湖南人才也多為軍事人才。

                黃埔軍校辦在廣州,但它的早期畢業生中,不是廣東人最多,而是湖南人最多。蔣介石當年北伐統一全國的國民革命軍中,高級將領也是湖南人最多。這兩個數據,很能說明問題。

                在中國范圍內,跟湖南形成最大反差或最互補關系的是江蘇。江蘇在文教科技領域,全國遙遙領先,但在軍事領域,卻跌入谷底。尚文與尚武,兩種民性的差異,恰好代表了中國的兩極。

                湘潭人毛潤之年輕的時候,對晚清湖南籍中興名臣佩服得五體投地,不只佩服一個,是佩服三個——

                他親口說過,近代人物里面,他最佩服曾國藩。這個大家都知道。

                左宗棠,其實他也佩服,怎么個佩服法?左宗棠寫過一對聯子自況,上聯是“身無半畝,心憂天下”。毛潤之的朋友,則這樣形容毛:身無半文,心憂天下。呵呵,如有雷同,純屬膜拜。

                至于胡林翼,則佩服到了為之改名的地步。“潤之”這個名字,與胡林翼的號(潤芝)嚴重撞車。

                可見,湘軍人才群體對湖南的影響之深遠綿長,而且形成了偉人影響偉人、一流人物影響一流人物的格局。曾國藩之后,湖南總能出大人物,絕非偶然。近一百多年來,湖南人的國民性,至少有一半是曾國藩影響和塑造出來的。他們的較真、韌勁、不畏死、崇尚武力等性格,都是曾國藩的“遺產”。

                1955—1965年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共授少將以上將帥1614名。湖南雖然排第三,落后于江西、湖北,但是其開國將帥的“含金量”是最高的。

                湖南有204名開國將帥,其中元帥3名、大將6名、上將19名、中將45名、少將131名。就全國占比來看,湖南籍元帥占了將近1/3,大將超過一半,上將占1/3,中將占1/4。中將以上將帥人數,湖南絕對全國第一。這些湘籍將帥主要分布在湖南東部靠湘贛邊界的平江、瀏陽、茶陵、醴陵地區一帶。

                一個人的命運當然要靠自我奮斗,但是也要考慮歷史的進程。一個省也是如此,湖南人近代以來完成人才終極逆襲,主要靠這兩點:

                一靠自我奮斗。湖南人個性堅韌,認定一個目標,就會死磕到底,有一種不信邪的騾子脾氣。青年毛潤之的名言“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最能說明問題。

                二靠歷史進程。有句話叫“湘運之興,從湘軍起”。湖南“省運”亨通,真應該好好感謝曾國藩,以及影響了曾國藩的陶澍,被曾國藩影響的毛潤之。


                參考文獻:

                1. 陳旭麓等編著:《中國近代歷史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

                2. 王繼平:《晚清湖南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3. 王奇生:《中國近代人物的地理分布》,載《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4. 陶用舒:《論湖南人才的地理環境》,載《湖南城市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

                5. 何麗君:《晚清(1840—1912)政治領袖區域分布研究》,湘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

                湖南是“中國的普魯士”,這一說法流行于民國時期,大體是要表達:如果把中國比作德意志,那么湖南就是復興德意志的普魯士。

                毛澤東主席就是湖南人,而他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帶領中國人民建立新中國。或許,當代中國人對“湖南是中國的普魯士”的理解,第一時間會想到這件事。

                這是事實,也是佐證。然而“湖南是中國的普魯士”的說法,絕沒有這么簡單,還有更深層的歷史原因。

                遠的不扯,就從1840年鴉片戰爭后的歷史開始審視,你會發覺湖南人對中國歷史產生巨大的影響。

                這里不得不提曾國藩和他的湘軍,當年有“無湘不成軍”的說法,清朝政府正是靠著湘軍撲滅太平天國起義。

                戰爭很殘酷,但也讓湖南人看到西式“火槍火炮”的威力,曾國藩、左宗棠等湖南高官開始“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

                19世紀的湖南,很快成為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熱土,隨著相伴而來的是現代教育、婦女解放運動等新理念。

                列強壓迫愈甚,亡國危機愈烈,湖南人沒有麻木不仁,而是奮起救國……湘陰人郭嵩燾成為早期維新派代表,瀏陽人譚嗣同在戊戌變法中殉國,而黃興、宋教仁、蔡鍔直接參與中華民國的建立。

                抗日戰爭時期,湖南成為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戰場,長沙會戰、常德會戰、衡陽會戰造成日軍20余萬人傷亡,湖南人為之付出慘重代價。

                湖南人也為新中國的建立,貢獻出一份巨大的力量,看看數據就能感覺到。比如十大元帥有3個湖南人(彭德懷、賀龍、羅榮恒),開國十大將有6個湖南人(粟裕、陳賡、許光達、蕭勁光、黃克誠、譚政)。

                “湖南是中國的普魯士”的說法,不是空穴來風的吹捧,而是湖南人擔當得起!你覺得呢?

                本人在深圳工作了好幾年,接觸最多的是湖南,四川人,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們先從湖南男人說吧,總體感覺不錯,主要懂得疼老婆,這是真的,大部分湖南男人在家做飯,女人出門打牌!湖南男人對老婆的忍耐力讓我刮目相看,對身邊同事朋友什么的也很友好,沒脾氣,但是也有一點,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個有點和毛澤東有點像了,湖南男人是很能忍,但是你做的太過分了,到了人家忍耐極限,我相信你會后悔的!抗日戰爭自古湘軍川軍牛逼,這個可不是開玩笑!

                湖南女人接觸過的男士都知道,大多都有公主病,不做家務,愛打牌,你和她吵架,她能回你十句,反正她一定要贏,表面上看是嬌滴滴的,背后確是個辣妹子,這個和大男子主義肯定格格不入,湖南女孩子表面柔弱,但內心強大,東北女孩子外表強悍,但內心柔弱!呵呵,形成了鮮明對比!四川女人也和湖南女人差不多,我們公司老板娘也是四川的,真的是說一不二,她老公都拿她沒辦法,公司里還有一個四川女同事,和客人經常吵架,決不吃虧!她男朋友也是四川的,天天必須要來接她,給她買些零食水果什么的。真佩服哥們的堅持不懈的毅力!這也就是我現在單身的原因!

                眾所周知,近代德國以普魯士為中心完成了統一,實現了德國的快速崛起。我國的湖南之所以被稱為“中國的普魯士”,筆者以為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湖南地處中國中南部,資源豐富,戰略地位相當重要。湖南盛產稻米(湘米),從明朝開始就成為中國重要的產糧區(古語:“湖廣熟,天下足”),而且資源豐富,尤其是礦藏豐富,素有“有色金屬之鄉”之稱。同時在地理上處于中國一二級階梯的交匯處,進可攻,退可守,自古以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在抗戰中以其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和獨特的地理優勢為中國的持久抗戰提供了重要保障。

                其次,湖南民風剽悍,近代中國歷史上曾流傳“無湘不成軍”的說法。這從曾國藩所創辦的湘軍足以說明這一點。歷史上的曾國藩仿明代戚繼光之營制,招募湖南鄉民,編練成一支新型地方武裝。人稱“湘勇”或“湘軍”。由于湘兵吃苦耐勞,驍勇善戰,再加上書生加山農的獨特體制,因此戰斗力相當強悍。從此湘軍取代綠營成為清軍主力。民國時期,軍閥混戰,湘軍的戰斗力在各地軍閥部隊中也是數一數二的。

                最后,湖南人文薈萃,能人輩出。尤其從19世紀中期以來湖南政治軍事方面的人才之多,居全國之首。從洋務運動中的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維新變法運動中的譚嗣同、唐才常、沈藎、林圭,到辛亥革命中的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再到護國運動的中的蔡鍔,這些聲振寰宇的人物都是湖南人。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大批湖南有志青年踴躍報考黃埔軍校。據統計,黃埔軍校1至5期共有學員7399人,其中湖南青年2189人,占1/4強,居全國之冠。我軍高級將領中湖南人比比皆是,十大元帥中湖南人有三位,分別是彭德懷、賀龍、羅榮恒,開國十大將中湖南人有六位,分別是粟裕、陳賡、許光達、蕭勁光、黃克誠、譚政。57位開國上將中湖南人有19位,分別是蕭克、王震、鄧華、彭紹輝、李濤、傅秋濤、甘泗淇、宋任窮、蘇振華、鐘期光、宋時輪、朱良才、唐亮、楊得志、陳明仁、陶峙岳、楊勇、李志民、李聚奎,占比1/3,177位開國中將中湖南人有73位(占 41.20%)。在中共七大中選出的領導解放戰爭,推翻蔣家王朝、建立新中國的五大書記中有三位是湖南人,他們分別是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湖南人為中國的近代化,為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除了中國的普魯士,還有一句":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說這話的是北洋政府擔任教育總長的湖南人楊度。這話充滿霸氣,卻也是事實,近代的幾次歷史轉折,民族存亡的關頭,確實是湖南人先站起來,挺起民族的脊梁。辛亥革命孫中山主文,黃興主武,黃興是湖南人;袁世凱稱帝第一個通電全囯,打響護國討袁戰爭第一槍的云南總督蔡鍔也是湖南人。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湖南人都留下了鮮明的形象,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等,改革開放后的胡耀邦,朱镕基等那一個都敢于擔當、個性沖天。還可上朔至晚清曾國藩,左宗棠生活的時代,如果沒有曾國藩創立的湘軍,清朝在咸豐年間就亡在洪秀全手上了;曾國藩的哲學思想有毛澤東的那句"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足以說明其份量。我在讀人物傳記中注意到一個現象:那就是近代中國的一些風云人物都把《曾國藩家書》看的比較重,如毛岸英從蘇聯回國后,毛澤東給毛岸英列的必讀書中,就有《曾國藩家書》;而同樣是從蘇聯回國的蔣經國,回國后在溪口讀書,蔣介石給蔣經國開的應讀書的目錄中,《曾國藩家書》也赫然在列。

                左宗棠從俄國人手里收復新疆伊梨時,己經69歲高齡,抬棺西征,那股視死如歸的精神,大軍未到己令老毛子膽寒,收復土地面積相當于四個法國,八個湖南,"中國不能沒有湖南,湖南不能沒有左宗棠“(慈禧語),實際上左宗棠一死,風雨搖曳的清王朝己回天無力了。!

                從晚清上推,湖南確實比較冷清,這是一種很奇異的現象,用風水學顯然沒辦法解釋了。也許那句"風水輪流轉"更符合辨證法。

                湖南是“中國的普魯士”,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說法,它說明湖南人對中國的貢獻很大。

                今天的中國人,對于湖南人的了解,遠勝于對普魯士的了解。有人會問,普魯士是誰?與中國的湖南有什么異同點?且聽筆者解釋。

                、普魯士軍團頑強不屈,數百年自強不息,拯救德意志

                普魯士是誰?普魯士原本是波羅的海沿岸的小王國,與德意志并不搭界。17世紀,勃蘭登堡選帝候(在今天德國的柏林地區),獲得了普魯士的統治權,建立了普魯士王國,這樣普魯士才與德意志聯系起來。從此,在歷代普王的勵精圖治下,普魯士頑強地發展自己的軍事,一點點發展自已的經濟與財政,建設自己的文化與教育,通過二百多年的努力,終于統一了德意志,它的軍隊,經濟與文化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深刻地影響了當今德國發展。

                有些人之所以拿普魯士與湖南作比較,是因為兩者的祖國德意志與中國都是長期積貧積弱,破爛不堪,在外界看來都是毫無希望的情況下,硬是靠著這兩個國家內部的地方軍團,通過長期不懈努力,而改變狀況的。

                特別是普魯士,當它剛剛誕生時,它的祖國正經受三十年戰爭,本國的封建割據努力與外國侵略者在德意志土地上大打出手,戰火摧毀了德意志的城市與鄉村,摧殘德意志民族的生存能力,并打出了一千多個大小軍閥與割據勢力。這與中國近代歷史有相似之處。普魯士就是在這種殘破的環境下誕生的。

                戰爭告訴普魯士國王,沒有強大武力的保護,便沒有普魯士的一切。三十年戰后,普魯士首先建立了常備軍,并不斷加強軍事訓練。有一個國王經常穿著軍裝,活躍在訓練場上,用皮鞭訓練他的士兵,他獲得了【士兵王】的稱號。對德意志復興至關重要的【普魯士軍團】就這樣誕生了。普魯士人以工作嚴謹,恪守紀律著稱。

                二、中國也有一個【湖南軍團】,它勇敢地承擔起救國救亡的歷史責任

                近代以來,隨著帝國主義不斷侵入我國,中國很快陷入水深火熱的半殖民地深淵之中。與德意志的普魯士一樣,湖南人勇敢地承擔起救國救亡的歷史責任。

                湖南有一句話叫:要讓天下真滅亡,除非湖南人全死光。

                1913年,長沙第一師范迎來了一批特殊的老師與學生。它的校長孔昭綬,教授楊昌濟與學生毛澤東,蔡和森等人極大地改變了湖南長沙第一師范的教育面貌。5年后,在這個學校誕生了一個很重要的團體一一新民學會。這個團體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很快就爆發了驚人的能量。

                1918年,在組織赴法勤工儉學時,這個團體組織湖南學生出國人數最多,并在法國建立第一個支會。1924年,國共合作創辦黃埔軍校時,由這個組織發展而成的中共湖南省委組織學生入學人數最多,著名的【黃埔三杰】中的兩杰蔣先云,陳賡都曾經是湖南省委動員去的。在共和國蔚為壯觀的將帥陣營中,湖南省藉將帥人數最多。連建國初期的中央五大書記,就有三人與當初的新民學會以及中共湖南早期組織有關。

                新民學會的戰斗力也是相當驚人的。還在五四運動期間,這個團體即領導了湖南各界驅逐軍閥張敬堯的運動,并獲得了成功,影響全國。

                1922年,中共湖南省委(在新民學會基礎上建立)發動安源大罷工,獲得成功,并罕見地堅持了五年(安源礦工后來參加秋收起義)。1926年,再次領導湖南農民運動,成為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心,1927年秋收起義時,湖南農民又成為毛澤東最初依靠的對象。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進行三灣改編,加強黨的領導,建立根據地,一支新的【湘軍】脫胎換骨,變成了人民軍隊。隨后,全國各地的共產黨軍隊均以它為楷模,進行改造,發展壯大,最后奪取全國政權。

                三、【知行合一】的湖湘文化深深影響著中國革命與未來

                普魯士在德國之所以能成功,除了強大的武力以外,還與歷代普王重視哲學文化建設與教育有很大關系。

                遠在18世紀后期,普王就與法國的啟蒙運動領導人伏爾泰有著密切的交往與思想溝通,深受啟蒙運動影響。19世紀,普王建立了歐洲第一個集學術研究與科學教育為一體的洪堡大學,重視理論研究與科學試驗,奠定了德國科技強國的文化基礎。

                湖南也出了一位著名的哲學家王夫之先生,他貢獻了一個很重要的哲學理論【知行合一】。除此之外,湖南還貢獻了一座千年學府【岳麓書院】,造就了一批批象魏源,曾國藩,譚嗣同,黃興等【砥礪品行,知行合一】的優秀人才。

                毛澤東就深受知行合一,砥礪品行的湖湘文化影響,除了注重人格修練外,格外重視知行合一,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致使毛澤東在其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不但學習研究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而且能夠根據知行合一原理,重視理論運用,發展出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

                隨后我們看到了,毛澤東創新了軍事理論,創新了黨建理論,創新了革命斗爭實踐方式,寫出了【實踐論】與【矛盾論】,出神入化地指揮了人民解放軍奪取全國政權,無不打上湖湘文化的烙印。

                可以說,湖湘文化影響了毛澤東的思維方式,毛澤東又深刻了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未來。

                關于這個問題,我要談一談大家不太熟悉,卻深刻影響中國幾百年的人物,而他的影響將還會持續下去,他就是湖南衡陽人王船山。

                國人普遍認為“湖湘文化”是推進近代中國變革和革命的文化基礎,那究竟什么是“湖湘文化”卻知之甚少,“湖湘文化”源至何時、何地、何人?那更是沒有一個廣泛而統一的說法,至于原因,那就不好評論了。

                湖湘文化的精髓是講究一切從實際出發;

                首先,肯定了客觀世界的重要性,物質生活的重要性,從而也肯定了物質生產的重要性,肯定了利益和欲望的合理性;更是強調從實際出發,解決實際問題;讓儒家學說中入世的一面,發揚光大,把理學推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而這一切,要歸功于明末清初,湖南衡陽人王船山引領的思想變革。

                王船山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大家,而他生前也說過:“吾書兩百年后始顯。”他的思想學說影響了中國近代無數后起之秀,包括晚清名臣曾國藩、左宗棠,包括維新之士譚嗣同、唐才常。其中,曾國藩對船山學說的發展和傳播起到了關鍵作用;

                庚子(1900)之變后,湖南人在上海出版王船山的《黃書》與《黃帝魂》,簡稱“小黃書”,從此海內外興起一場尊黃大潮,王船山的夷夏大義成為辛亥革命的合法性依據,深刻影響了辛亥革命時期的孫中山、章太炎、章士釗、黃興、蔡鍔,以及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

                其中,孫中山據此于1905年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簡稱“民族、民權、民生”即“三民主義”

                近代中國,王船山的思想成為湖湘人民的武器,引領了近代中國的思想解放和政治變革。經世思潮、維新思潮、共和思潮、共產思潮,都從三湘大地開始,從一本小黃書開始,不是偶然的。

                毛澤東對王船山有一句的經典評價:“西方有一個黑格爾,東方有一個王船山。”

                時至今日,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也提出,“現階段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不正是王船山“反禁欲主義,提倡不能離開人欲空談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的理論驗證嗎?

                ?

                湖南是中國的普魯士?從曾國藩的湘軍、毛澤東的工農紅軍來看是可以這么說。但是就我個人的感覺來看湖南人確實有它很獨特的地方!首先湖南人并不排外,甚至有一種包容開放的情懷!在長沙的岳麓山腳下的三個重點大學內外溜達,你會感受到長沙人民火一般的熱情!我幾乎見不到湖南學生聯合起來欺負排斥外來的學生!另外我還感受到一種和別處不一樣文化氛圍!從佇立橘子洲頭、風華正茂的、年輕的毛澤東巨大的花崗巖雕像到岳麓山腳下那揮著巨手的、仿佛農民伯伯式的慈祥的毛澤東雕像里,你會有不同的解讀!深邃的眼睛一直射到湘江北去的遙遠地方!愛晚亭前那揮著慈祥的手的巨人,仿佛象征性的閱盡了人間的滄桑!還有那神秘的千年書院!里面到底藏著什么秘密?我還想知道:曾經鐵血的湖南為什么會走入現在的文明?難道湖南人的集體主義、包容開放的精神來自普魯士主義?

                近現代的湖南人才呈現井噴之勢,而之前的湖南相當低調,是什么原因?這個問題很多人沒有找到真正的原因,清初以前,沒有一個獨立的湖南,也沒有湖北,而是湖廣,首府設武昌,科舉制的省試在武昌進行,科舉的路途過于遙遠是其中的一個因素,現在的湖南版圖上通過科舉走上仕途的人才較少,而后因湖廣太大分湖南湖北,這之后的湖南人才就開始顯現,魏源、王船山、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相繼出現,譚嗣同、黃興、蔡鍔等也緊緊跟隨,然后就是開國領袖們!所以,人才是教育決定的,如今,湖南的高考壓力在全國排名靠前,能否繼續湖南的人才井噴?就看湖南的高考壓力能否降點溫!

                我雖然不是湖南人,但是湖南人團結能吃苦,抗日戰爭時期日本打下了大半個中國,在湖南確倒下了。

                偉人毛澤東便說過: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這便是斗爭哲學。這種不怕死,霸得蠻的性格,在動亂年代,尤其是為新中國建立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經濟社會,尤其是改革開放后的40年里,素有“魚米之鄉”“湖廣熟、天下足”美譽的湖南的確落伍了,正如民間人士調侃:湖南不東不西,不是東西。一年千余萬青壯年打工仔南下廣東,湖南人臉上無光,共和國的開國領袖、將帥及為之付出生命湖湘先烈,情何以堪?!

                湘人當自強,湘人要富強。埋頭苦干,不搞內斗,大放開促大融合,大開發促大發展。再鑄湖湘輝煌,再續湘人雄風!

                作為湖湘子,才無愧于先烈,無愧這遍紅色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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